回主页
天涯知识库 · 尝试集
目录
位置: > 现代小说 > 尝试集 >

第二辑 杂文·《尝试集》自序

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彻。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了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日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也。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郤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的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语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舒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试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

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试验的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

(1919年8月1日)

推荐阅读

中国哲学简史> 朱生豪情书全集> 今生今世> 中国哲学史大纲> 尝试集> 小英雄雨来> 孤独的小螃蟹> 空山灵雨> 林徽因建筑文集> 周作人散文集>

阅读分类导航

唐诗四大文学名著宋词诸子百家史书古代医书蒙学易经书籍古代兵书古典侠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