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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杂文·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 Demié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Ⅹ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它,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v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ⅩⅩⅩ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选举的前一天,ⅩⅩⅩ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ⅩⅩⅩ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ⅩⅩⅩ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ⅩⅩⅩ!Ⅹ先生,你的《ⅩⅩ报》上还登出ⅩⅩⅩ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Ⅹ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 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ⅩⅩⅩ,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ⅩⅩ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

“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Ⅹ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苏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

‘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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